汪慕恒教授近期的建言献策

    

    汪慕恒,1927年出生,台湾台南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曾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福建省东南亚学会会长、厦门市政协顾问等职务。长期从事东南亚经济、华人经济、亚太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先后主编和合作撰写学术论著6本,学术论文200多篇。汪慕恒主编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专著,对战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汪慕恒教授说话风格坦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率先呼吁要重视保护台商的合法利益,引起台湾媒体的广泛关注。汪慕恒教授的家族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其祖父汪春源是清末进士,1895年带领台湾举子上书朝廷反对割让台湾。

  汪慕恒教授年届八旬,仍然壮心不已,爱国情怀不减,关注时政大事,积极建言献策。以下是汪慕恒教授近期的9篇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

  之一:扶助贫困阶层是富裕阶层应尽的社会责任

  之二:关于促进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几点看法与建议

  之三:政府应加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职能

  之四:能源安全保障战略应长短结合

  之五:2005年国际油价的暴涨及其走向的原因剖析

  之六:深圳市推行科技兴贸战略的经验值得推广

  之七:世界经济失衡的形势可能加剧,我国经济应注意作出应对

  之八:我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地位的变化

  之九:要重视来自亚太近邻国家在吸引外资投资的竞争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厦门市委员会供稿

  2006年5月

  扶助贫困阶层是富裕阶层应尽的社会责任

  在一个社会整体中,总是既有富裕阶层也有贫困阶层,但贫富差距不能过大,否则便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我国目前的亿万富翁有1000多人,百万富翁有300多万人(其中企业家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另一方面,我国年人均收入处于637元温饱线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900万人,收入高于温饱线但低于882元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口有5617万人,这两类贫困阶层人口合计共有8500万人。我国贫富差距的程度为: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社会的财富与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却占有社会财富与消费的50%。我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指数(吉尼系数)达0.45%,已超过了国际标准的警戒线0.40。根据一些专家推测,如果加上一些隐蔽性的非法收入,我国的吉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0。

  另一方面,我国的收入第三次分配(由富裕阶层提供的扶助、救助贫困阶层的慈善事业活动)却又十分低调。究其主要原因是:(1)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薄弱,没有意识到扶助贫困阶层是他们反馈社会的应尽的社会责任;(2)政府在推动、促进、组织第三次收入分配工作乏力,缺乏促使富裕阶层踊跃参与慈善事业活动的法律规定与机制。

  泰国政府组织大企业集团进行扶助贫困阶层的做法与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泰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便将其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从60年代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重点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70年代泰国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了迅速的扩大,曼谷京都区与东北部与西北部山区的收入差距扩大到6—7倍之巨;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泰国政府开始实施重视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政策、措施。泰国政府要求大企业集团负起扶助贫困地区脱贫的任务,分配泰国正大卜蜂集团负起扶助西北部山区居民的脱贫的任务。正大卜蜂集团原是经营水产养殖、养禽业、贸易、房产等业务的公司,在承担了泰国西北部山区的扶贫任务后,它利用了泰国西北部山区不适宜种稻而适宜种植玉米的地理条件和欧洲养牛需要饲料的市场需求,设立饲料加工厂,提供资金、种籽和技术指导,组织山区农民大量种植玉米,由该公司的饲料工厂加以收购、加工成饲料,并由正大企业集团的贸易公司运往欧洲市场出售。以“龙头企业+农民”的方式扶助山区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而正大卜蜂企业集团本身也由此而发了大财,并发展成为当前在世界饲料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的国际跨国饲料公司。从这一事例中,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有:

  (一)政府必需责成大企业集团负起扶助贫困阶层脱贫的社会责任。目前我国还没有强制大企业承担扶贫任务的法规规定与政府指派的事例,泰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很值得我国借鉴。

  (二)政府还需为已承担起扶贫任务的企业提供鼓励、优惠的政策,如对扶贫有明显成绩的企业给予特别的奖励,在一定期间之内免除公司所得税,减免进口机械设备的进口税、出口产品的出口税等等。

  (三)政府构建平台,为贫困地区招聘合适于扶贫的“龙头企业”。

  (四)政府通过宣传、表彰在扶贫活动中作出特殊成绩的企业,树立扶贫光荣的社会氛围。

  (五)政府对扶贫企业既能在扶贫作出成绩又能取得企业赢利者,认真总结其“双赢”的经验,给予推广。

  (汪慕恒)

  关于促进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几点看法与建议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期间我国外贸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带来的,其中特别是依靠外资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带来的。投入生产要素的数量大,但增长的效率与质量却不高。这种依靠低劳动成本、高能耗、高资源投资的数量增长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导致了利润低微、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它已经不适合我国经济今后可持续、全面发展的需要了。外贸增长方式从数量增长型向效率、效益增长型转变,已是当务之急了。

  一、开发核心技术是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以往我国出口贸易数量迅速增大,但效率、效益却很低,缺少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导致这种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国的计算机产业的利润率只有5%,如果能有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利润率便可提高到40%;我国的数控机床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也只有5%,如果有自己的数控头,利润率便可以提高到20—40%;我国的DVD厂商要将70%的利润支付给外国公司的专利使用费,这使半数左右的DVD厂商的经营难以为继。反过来,从近几年我国在自主创新开发核心技术方面取得成功的实例看,安徽奇瑞汽车公司、北大众志科技公司、上海扩华起重机公司、浙江吉利汽车公司、海信蕊片公司等一些企业,都因为独立自主地开发了核心技术,而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扩大了国际市场出口数量和提高了收益和利润。

  二、企业应成为自主创新开发核心技术的主体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新成果有80%是由国际跨国公司开发的。而我国的情况却是,全国大中型企业中,至今尚有71%的企业还没有设立技术研发机构,66%企业没有开展技术开发活动。而拥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其研发投入也远远不足,平均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使是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0%。根据国际的经验,研发投入占销售额1%以下的企业,是很难长期生存下去的。企业是生产产品、出口产品的经营主体,站在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最直接地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最了解产品的核心技术所在,企业应成为自主创新开发核心技术的主体。政府的科技自主创新,应集中在原始创新、基础创新、集成创新等重大的科学、技术创新方面,但同时应为促进、督促企业的技术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运作环境和政策环境。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应了解国际市场的需要,选择产品的核心技术,确定自主创新的目标。海信公司自主创新开发“中国芯片”核心技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开发产品的核心技术为核心”的创新型企业的宝贵经验,正是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技术开发的方向。

  三、企业家要有自主创新的精神与魄力

  企业要自主创新,道德要求企业的领导人要有自主创新的精神与魄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民族,有大量的技术自主创新的人才。掌握企业命运的企业家必须更新观念、振奋精神,引导企业刻意创新,要有敢于与外国强手一决高下的决心与勇气。深圳华为公司领导人的气魄为我国企业的领导人树立了榜样。华为公司原是代理生产香港公司产品的企业,市场打开后,港方收回了代理权,使华为公司陷入困境。为求生存,华为公司领导人决心搞程控交换机的技术研发,经过了三年的攻关,获得了独特技术的突破,此后华为公司规定每年将其销售额的10%投入技术开发。该公司的2.3万名职工中,研发人员占1.3万名。积极的、大力度的技术自主创新使该公司跃进到世界先进技术的最前列。华为公司的经验表明:具备自主创新的精神和勇气,加上锲而不舍的努力,我国的企业都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四、促使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尽管自主创新地开发产品的核心技术乃是加速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当前的出口贸易有80%以上是依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出口的这种情况,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很快改变的。为此,促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也是我国当前促使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所不容忽视的重要一面。当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是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也主要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研发和营销的两端均处于劣势地位。在外资投资企业仍是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主体的情况下,我国加工贸易中的技术水平较低,我国所能获得的收益与利润并不大。为此建议,(1)我国各级政府应继续改善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变劳动力成本优势为综合服务环境优势和技术支撑优势,以承接外资投资企业高端加工贸易产业和环节的转移;(2)政府应为加工贸易企业的深加工、转型升级、采用国产化材料与元部件提供税收优惠;(3)政府应制订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投资企业设立研发和营销中心;(4)政府要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加工贸易的高端环节需要有大量的技术熟练工人,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由大中型外资投资企业提出需要并提供师资,由我国各级政府提供培训经费,培养加工贸易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工人。

  五、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优化贸易结构的基础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优化贸易结构的基础。但是,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却经常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一些早该破产、倒闭的企业却仍能“苟延残喘”,甚至还能“包装上市”欺骗股民、扭曲扰乱股市价格。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到了痛下决心进行整顿的时候了,否则,要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要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是难以达到的。

  (汪慕恒)

  政府应加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职能

  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提出,“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社会走向富裕”。这一提法在当时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改革开放迄今已近30年了,先富起来的已经富起来了,其中有些是该富的,也有不少却是不该富的,他们是靠非法手段富起来的。当前,社会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地扩大了。

  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吉尼系数”看,我国的吉尼系数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0.30扩大到中期的0.40;2004年已扩大到0.45,根据一些专家的估算,如果再加上一些隐蔽的非法收入,则可能超过0.50。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的吉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却高达50%。根据国际标准,凡吉尼系数超过0.40者,就超过了警戒线,该社会将会出现不稳定的形势。就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看,韩国、新加坡、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施了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之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趋于扩大,但自70年代中期以后,它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便开始趋向缩小。

  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趋于扩大,已成为社会众多不稳定案件的根源,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注,政府应加强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职能。

  一、在收入的初次分配过程中,应重视建立健全的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初次收入分配要根据“资源投入、价值产出”的市场经济规则进行,为此政府必需保证市场竞争是公平、公正、合理的。就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情况看,贪污舞弊、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吞蚀国有财产、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偷税漏税等等,非法行为、违反公平市场竞争原则的行为与现象仍很严重。为此,各级政府部门在初次收入分配过程中,必需首先重视通过立法、监督、严格执法来建立一个健全的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初次收入分配是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此外,也应扭转过去在初次收入分配过程中的“重资轻劳”的偏向,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限额,保证工人的合法收入与合法权益。

  二、在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中,应贯彻“劫富济贫”的原则

  我国在通过“税收杠杆”进行收入再分配调节方面,以往长期存在一个偏差,即工薪阶层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负担者,而高收入阶层却没有对个人所得税提供应有的贡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额为1700亿元,其中65%来自中低收入阶层,而富裕阶层仅在个人所得税额中提供较小的份额。据一些专家测算,2006年1月1日起施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1600元(原为800元),减轻了工薪阶层的个税负担,但也只是微幅的调整,工薪阶层仍然负担超过50%的个税总额。

  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的重要税种,按“罗宾汉原则(Robinhood Rule)”(即“劫富济贫”的原则)征课,担负着调节社会财富分配、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任务,按累进税率征课,收入越高则纳税越多,以达到“劫富济贫”的目的。例如美国,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约占全国个税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的来源。

  我国目前的所得税调节还没有施行收入累进税率,对缩小贫富差距尚末能起到“劫富济贫”的目的,应该说我国政府在这方面还没有尽到政府部门应尽的职能。另外,我国的税收体制对富裕阶层的遗产税、赠送税、利息税等方面,也还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面对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形势,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再继续延续下去了。

  三、在收入第三次分配过程中,应让富裕阶层尽到应有的社会责任

  慈善事业被称为是社会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主要是由富裕阶层提供资金,而在我国则主要是由全社会(其中主要是工薪阶层)承担,无论是希望工程、水灾与地震等天灾的救济,还是为红十字会的捐款,绝大部分均来自工薪阶层。比较美国与我国的慈善事业,美国目前有120万家的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可以支配的资金达6700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我国现有(2004年)的慈善组织只有100多家,获得捐助的资金仅50亿元人民币(约合6亿美元),仅相当于我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5%。

  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有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政策手段,促使或迫使富裕阶层将资金投入慈善事业。例如,对富人的个人所得或遗产就法定征课超额累进税。以美国的遗产税为例,即使家财万贯的家庭,经过超额遗产税的几代征课,到了第四代便所剩为“零”了。美国的遗产税规定,凡超过300万美元的遗产,适用最高的遗产税率55%。对高额的个人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率在90%以上,征课个人所得税后,所余便不会太多了。为此,许多富豪与企业家宁愿将超额所得捐献给慈善事业留下美名,以免被征高税。全球首富比尔·盖茨(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的个人资产达480亿美元,他将自己的30亿美元微软公司年度股东分红悉数捐给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在2000年到2004年期间,比尔·盖茨及其夫人为慈善事业和非营利性福利事业捐赠了100.85亿美元。

  我国政府在改革收入第三次分配方面仍有许多工作得做,必需依法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使或迫使富裕阶层将资金投入慈善事业,从而尽到富裕阶层应尽的社会责任。

  (汪慕恒)

  能源安全保障战略应长短结合

  一、我国的能源供需状况日益严峻

  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煤炭与石油为主体,2004年的结构比重为:煤66.7%、石油22.7%、水7.0%、天然气2.6%、其他1%。我国石油产量增长自90年代以来一直赶不上消费量增长,1993年已从石油净出口国转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自给率从1993年的100%下降到2003年的60%,进口比率越来越高。根据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何贤杰教授的研究,我国石油安全度已进入不安全范围。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储量和产量增长大大低于消费量增长,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是近年来我国石油安全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煤的蕴藏量虽大,但以煤作为能源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运输成本也很高。煤的生产情况也不乐观,我国煤矿约有24000家,到了2005年8月底为止,已有7000多家停产,由于安全措施不到位,煤矿事故频发,2005年1—6月煤矿死亡的矿工已多达2600人。

  二、国际油价的飚升及其走向

  自2004年下半年起,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不断飚升。2004年6月1日的油价从年初的一桶32.5美元上涨到42.3美元;10月22日和27日两次突破55美元;2005年7月26日突破了60美元,8月30日突破了70美元。

  石油是一种商品,因此,决定国际市场油价基本走势的决定性因素只能是世界石油的供需关系。2004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转向复苏,全球石油需求量也转趋回增。2004年第三季度以后,需求量从第二季度的日均7845万桶增大到第三季度的8110万桶和第四季度的8260万桶,2005年的年平均需求量(日)又增至8366万桶。而且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又使全球的石油预期需求量趋向大幅度增大,加强了世界各国对石油供需平衡的担心与不安,也为投机商提供了炒作油价的机会。另一方面,从当前全球的石油供应情况看,虽然当前的全球石油供应量勉强可以满足需求,还略有剩余生产能力,但进一步增大石油产量与供应量的能力却就已经十分有限了。这种“石油预期需求的巨幅增长与石油供应能力的增大空间有限”的全球石油供需关系基本趋势,正是2004年下半年以来直到2005年底期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持续飚升的根本原因。而中东地区的局势动荡、沙特阿拉伯国内多次发生的恐怖袭击、尼日利亚和挪威的石油工人罢工、委内瑞拉的政局动荡等地缘政治动荡,以及投机商的油价炒作,则只是当前油价飚升的次要原因。

  今后的国际油价走向。今后国际市场油价仍将会停留在高价位上,这是由2004年下半年起出现的“石油预期需求巨额增长与石油供应能力增大空间有限”的国际石油供需基本趋势所决定的。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量将达到13850万桶。

  三、实现能耗降低20%指标的难度极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到“十一·五”末期(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然而,要在短短的五年内实现这样高要求的指标,难度是极高的。

  (1)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延续的是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无论是企业的管理与生产行为乃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行为与体制,都形成了粗放管理的惯性,现在要转向集约型经济管理,落差是很大的。

  (2)我国正在进入重工业化时期,重工业是能耗很大的产业。

  (3)地方政府官员长期以来习惯于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要政绩”,很难刹住“粗放型”经济的“关口”,从而会继续出现一批“落后的生产能力”。

  (4)我国在节能降耗方面的资金投入很少。

  (5)我国迄今尚未制订、出台促进节能降耗的系统性政策。

  日本是当前世界上在节能降耗方面做得最有成效的国家,但它在这一方面已经整整付出了近三十年的努力。日本的全民节能已经成为全体国民的一种自觉行为,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能源消费。

  四、长短结合,保障能源安全

  节能降耗乃是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战略的核心,这需要有巨额的资金投入来开发与提高节能降耗的技术能力。我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董事长华祖贵介绍说:我国焦炭生产企业把原料煤炼焦之后,其余的煤气、焦油、矸石等副产品便全部当作废料丢弃,如果要把这些副产品充分加工利用,那么一家原投资10亿元的焦化企业就得要增加60多亿元的技术设备投资。为此,在开发“节能降耗”技术、推行“节能降耗”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实施一些投入较少、收效较快、可以起到一定缓解能源供需紧张关系的措施。例如:

  (1)动员全民投入“节能”运动。启发全民认识到节能的重大意义,动员全民(所有居民、所有企业、所有机关单位)投入“节能”运动之中,并运用税收、价格杠杆来激励全民节能。

  (2)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能源的回采率。陕西省煤炭工业局副局长白宏指出,按国家《煤炭工业技术规范》要求,煤炭矿井回采率最低不应低于75%,但实际的平均回采率却达不到30%,使原可开采上百年的煤炭实际仅三、四十年便废弃了。这种浪费现象实际上只要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便可制止,但是政府一直缺乏有效措施、有效手段来促使煤炭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

  (3)发展多元化能源。当前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依靠于煤(占67%)、和石油(占23%),而核能、太阳能、风力、水力、地热、沼气、生物能等能源的利用开发程度都极低。建筑可以大量使用太阳能,农村可以广泛开展沼气发电和取暖,汽车可以推广使用燃料电池等等,投入较小,收效较快。

  (4)积极开发油上原油。据估测,我国近海蕴藏原油275亿吨、天然气10600亿立方米,而已开发的海上原油却只占9.2%。

  (6)发展海外石油资源开发。根据“同时利用国内资源与海外资源”的方针,我国参与国外石油上游领域的勘探与开发已日渐活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到2000年底为止,已在中东、北非、俄罗斯、中亚、西亚、南美等地区投入了156亿元人民币的资本投资,并在2000年、2001年分别在海外生产了1350万吨和1623万吨原油,取得了分成原油505万吨和831万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从俄罗斯国营石油公司取得萨哈林矿区部分区段的25%收益权。最近,这两个公司联合在厄瓜多尔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的油田收益权,这是我国继在哈萨克收购石油收益权之后的又一笔大型投资。应该承认,我国开发海外石油资源的力度与速度还是比较滞后的,过去已经错失了许多机会,现在又面临日趋激烈的争夺,我们必需加速进度与加大力度。

  (7)促进原油进口渠道的多元化。目前我国原油进口的地区结构是,中东地区占有50%以上,非洲地区占20%、亚太地区占15%、欧美与独联体占7%。进口集中于中东地区,风险较大,应开拓原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从俄罗斯、中亚、西亚、印尼、越南、南美、非洲等地区,开辟更广阔的进口来源渠道。此外,目前我国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主要依靠油轮运输,通过马六甲海峡,风险也较大,同样应该开辟更多的进口输送渠道。

  (汪慕恒)

  2005年国际油价的暴涨及其走向的原因剖析

  国际市场油价走势:2003年的回升、2004年下半年起的大幅上涨和2005年的暴涨

  2001年起世界经济出现了衰退趋势,2001年至2003年上半年期间,国际市场油价总体上处于稳中有降的趋势中。2003年下半年起的美国经济复苏,在其影响下世界经济走向回升,2003年的油价也有回升,年平均一桶的石油价格从2002年的25美元回升到31美元,回升了24%。

  2004年,国际市场油价进一步上涨,下半年起出现大幅度上涨趋势。6月1日上涨到42.3美元,比年初的32.5美元上涨了30%;10月22日和27日两次突破55美元,比6月1日的价格又上涨了30%,有了大幅度的上涨;11月到12月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价位上。

  2005年上半年,国际市场油价出现了暴涨的趋势:6月30日上涨到56.5美元,比年初的42美元上涨了34.5%;7月6日突破了60美元,达61.3美元;8月10日上涨到65美元,比年初上涨了54.8%;8月30日上涨到70.85美元,比年初上涨了68.7%,为2005年的最高价位。2005年9月至12月,由于台风对墨西哥湾炼油厂的破坏,美国冬天气温偏暖,国际能源组织要求其成员国释放原油战略储备等因素,石油价格有涨有跌,总体上趋向下降,但仍在高位上震荡,12月2日仍保持在59.32美元的高价位上,比年初上涨了41.2%。

  原因的剖析

  当前国际市场油价的不断飚升,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成为了抑制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权威的世界经济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发会等)和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都已把国际市场油价走势作为预测今后中长期世界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变数。要把握今后的油价走向,先得了解当前油价飚升的原因,其主要原因有:

  (一)石油预期需求巨额增长与石油供应能力增大空间有限是导致当前国际油价飚升的根本原因

  石油是一种商品,因此决定国际市场油价基本走势的决定因素,只能是世界石油的供需关系。从2004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转向复苏,全球石油需求量也转趋回增,2004年第三季度后需求量从第二季度的日均7845万桶增大到第三季度的8110万桶,而且经济复苏的前景又使全球的石油预期需求量趋向大幅度增大,加强了世界各国对石油供需平衡的担心与不安,也为投机商提供了炒作油价的机会。另一方面,从当前全球的石油供应状况看,虽然当前的全球石油供应量勉强可以满足需求,并略有剩余生产能力,但进一步增大石油产量的能力却就已经十分有限了。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公布的数字,2005年全球原油日需求量为8366万桶,而世界的日均产量则为8040万桶,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可能增产能力日产200万桶(主要集中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其他非石油输出国组织产油国的增产能力已很有限。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量将达13850万桶。这种“石油预期需求的巨幅增长与石油供应能力增大空间有限”的全球石油供需关系基本走势,是导致当前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持续暴涨的根本原因。

  (二)地缘政治动荡的影响

  石油是一种商品,它的价格基本走向虽然主要取决于供需关系的变动,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1)它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是各国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增长所不可短缺的“粮食”;(2)它的主要产区是中东地区,此外的产油区也均比较集中,如俄罗斯、中亚与北非的几个产油国、北美的阿拉斯加、欧洲的北海、南美的委内瑞拉、东南亚的印尼等。因此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是中东地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稍微出现有政治动荡的形势,便会对国际市场油价发生一定的乃至重大的影响。

  2004年,美英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伊拉克的动荡局势、恐怖活动的频发、石油管道线和港口设施屡遭破坏,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的恐怖袭击,尼日利亚和挪威的石油工人罢工,委内瑞拉的政局动荡,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事件等地缘政治事件,都对当年国际市场油价的飚升起到了一定的或重大的影响。

  2005年,海湾地区的恐怖活动、伊拉克北部石油设施遭破坏、美国与委内瑞拉关系出现紧张局势、美国与伊朗的核问题争端、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的逝世和对西方人员恐怖袭击的传闻,8月底“卡特里娜”飓风对墨西哥炼油厂的破坏等,均对2005年国际油价的飚升起到了影响与作用。即使只是居世界第八位的石油出口国尼日利亚因受到恐怖袭击的威胁,也对国际市场油价的上涨发生了影响。当年6月,美国关闭了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为石油炒作商提供了拱抬油价的机会,使6月20日的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上涨到一桶59.37美元。进入8月份,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先是国王的逝世、后又有恐怖袭击的传闻,8月8日国际市场油价从5日的一桶62.31美元上涨到63.94美元,上涨了1.63美元。

  (三)投机商的炒作

  由于石油对世界经济的高度重要性和当前国际市场石油供需关系平衡的极度脆弱性,使油价对石油供需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动的高度敏感,2005年6月20日和8月8日国际市场油价的巨大上涨,均是由于地缘政治动荡为投机商提供了炒作油价的机会,投机商大量买进石油期货所造成的。

  展望

  当前国际舆论对今后国际市场油价的走向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2004年下半年起到2005年期间,油价的飚升的主要原因是地缘政治的动荡和投机炒作,随着石油供需关系的逐步走向平衡,地缘政治动荡形势逐步平息,加上国际利率的上调,油价投机炒作也将会逐步降温,石油价格将会逐步下降,降到比较合理的价位上。另一种观点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全球将面临“一次长期的油价震荡”,未来20年必须面对持续上涨的高额油价。该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克拉姆·瑞占预测,2010年后,新兴市场国家石油需求量将会飚升,而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外的新增石油供应有限,“我们应做好与高油价打交道的准备,······油价将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风险”。

  作者认为:今后国际市场油价仍将会停留在高价位上,这是由于从2004年下半年起出现的“石油预期需求巨额增长与石油供应能力增大空间有限”的这一国际石油供需基本态势,仍将是决定今后国际油价走向的根本因素;地缘政治动荡的频率在短期内不可能减少,而国际利率的上升根本抵挡不了油价投机暴利的诱惑。只有等到全世界的节能动力、替代能源得到充分发掘与利用之日起,国际油价的上涨压力才会可能得到缓解,而这只能是2015—2020年以后的后话了。

  (汪慕恒)

  深圳市推行科技兴贸战略的经验值得推广

  2001年至2005年期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年平均增长43.8%,2005年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471亿美元,占该市外贸出口总额的46.4%,比2000年提高了15.9个百分点,优化了出口商结构、加快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深圳市在“十五”期间之所以取得如此可喜的成绩,乃是由于深圳市领导大力推行、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结果。值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之际,深圳市在“十五”期间的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值得重视与推广。

  一、领导的重视

  深圳市领导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国家促进科技兴贸的战略与各项政策:

  (1)设立专门领导机构,负责推行科技兴贸的战略与政策。1999年设立了科技兴贸工作领导小组,2003年设立了科技兴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推动自主创新、实施品牌战略等科技兴贸工作。

  (2)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科技兴贸的扶持重点,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3)积极推动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和医药出口基地的建设。

  (4)举办高科技交流会,促进科技成果在深圳实现产业化。

  (5)投入巨额资金,成立各种促进科技兴贸的基金,为促进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供支持与服务。

  二、政府的支持与服务职能

  深圳市政府没有替代企业去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与出口,而是为促进企业开发与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供政策引导与鼓励,为其创造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与服务环境。

  产业升级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基础。深圳市政府编制了“十五”时期和2001—2015年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远景计划和规划,先后出台了数十个旨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加快了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建设步伐。目前经深圳市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超过1100家,2005年它们的产值达4900亿元;同时也加快了对机械制造、包装印刷、纺织服装、钟表、黄金珠宝、家具等六大优势传统产业的扶持力度,促进其升级。

  开发品牌产品出口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战略的重要环节。深圳市政府成立了以市领导为组长,由11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发展品牌战略联席会议,出台了扶持自主品牌的政策,对名牌产品和品牌产品的生产企业实施政策优惠倾斜。截至2005年9月底为止,深圳已经拥有自主品牌近5万件,拥有中国名牌产品44个,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2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名牌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58%。

  深圳市政府先后投入巨资,设立了深圳市高新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外贸发展基金,对省级与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提供资金资助的建设基金,高新技术产品与企业的技术服务平台等。

  深圳市政府定期举办高新技术交流会,构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进行交流的平台,促进科技发明成果在深圳实现产业化。

  三、企业成为技术自主创新的主体

  在深圳市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下,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地进行技术自主创新,目前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的发明专利出自企业。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技术自主创新的主体。在深圳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目的、以企业为主体、以人才为核心的技术自主创新体系了。

  四、外资投资政策的转变

  深圳市政府已经将招商引资作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有效手段,以抓高质量的大项目为主线开展工作,重点引进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投资和低污染、低能耗的项目。2005年,深圳市新批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投资项目有155个,其中通讯设备、计算机等高新技术领导引进的外资总量居各行业之首。

  (汪慕恒)

  世界经济失衡的形势可能加剧,我国经济应注意作出应对

  2005年秋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20个国家的财政部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均曾提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风险正在蔓延,可能会威胁到世界经济的稳定。

  一、世界经济失衡的涵义与内容

  “世界经济失衡”这一在2005年秋被提出来的新概念,主要是指美国持有巨额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与债务额,而日本、中国及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则对美国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一不平衡。世界经济失衡虽然表现在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与顺差的失衡,但主要是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失衡。

  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点是:世界经济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与美国经济的日益失衡。美国的经济规模为中国的8倍、日本的2.5倍;美国经济如果增长4%,便可以提供相当于世界经济增长的40%的需求;美国经济可以说已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同时美国经济却处于国际经常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和资产市场泡沫经济面临破灭危机的形势。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便不断地趋向扩大,从1996年的462亿美元顺差转为2003年的逆差3423亿美元,其中美国的逆差额则从1202亿美元扩大到5307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常收支差额则从1996年的875亿美元逆差转为2003年的2925亿美元顺差,其中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从408亿美元逆差转为1483亿美元的顺差。

  二、世界经济失衡的成因

  造成世界经济失衡趋于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投资长期以来不断地高于储蓄,而另一方面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与石油输出国家的储蓄却不断地高于投资。前者由于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与投资的需要,便大量借入外国资金,国内利率不断提高;而后者则由于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剩余的资金便用于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长期证券而流入发达国家。目前的情况已是穷国的资金在补贴发达国家,穷国在养活富国,发达国家的资金缺口由穷国提供资金来填补。近十年来,一边是美国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与债务额的不断扩大,另一边则是亚洲地区新兴市场国家与石油输出国家的国际经常收支顺差额与债权额的不断增大。

  三、我国经济已面临诸多挑战

  世界经济失衡对我国经济已经产生或将产生不少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面临诸多的挑战。

  (1)我国的国内储蓄不断地大于投资(一是由于消费需求相对疲软,二是由于国内资本投资渠道不很通畅、体制不健全),而大量的外资投资绝大部分是面向出口型的,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已经使贸易冲突与磨擦频发。

  (2)大量的贸易收支顺差带来了外汇储备的巨额增大,外汇储备额的增大意味着货币量的增大,使我国的物价面临了来自两方面的威胁:外汇储备额的巨额增大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和由于内需疲软带来的通货紧缩。

  (3)美国的高利率与我国低利率的大幅度利差,诱使我国的资金大量流入美国。

  (4)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升值的压力不断持续而且不断加强。

  (5)扩大内需更显迫切,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消费,但国内消费需求并未见有明显的增大,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仍在趋于下降,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压力下,扩大内需在平衡我国经济失衡方面的重要性更为突显。

  四、世界经济失衡形势的走向

  有关美国经济失衡的形势是否可能趋向缓和的预测,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均有,但我们应该看到其走向恶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应该看到,近十年来美国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的不断趋于扩大,主要是由于美国家庭消费的急剧扩大所导致的。这种巨额逆差的大部分是由进口的不断增大所造成的,这些进口的80%都是耐久性或非耐久性的消费品,因为美国已经不拥有生产这些消费品的产业基础。为此,美国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大部分是属于结构性的,美元贬值对抑制美国进口的效果不会太大。加上,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10%左右下降到当前的接近于零的极低水平。美国当前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主要是由来自国外的投资加以填补,这已不断地恶化了美国作为债务国的地位,不断地加重了美国的债务负担,这些都不断地削弱了美元的国际信誉。一旦出现外资投资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便会引发美国利率的大幅度上升和资产市场泡沫经济的破灭。这种恶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不容忽视的程度。

  我国政府对世界经济失衡形势可能趋向恶化,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深入研究它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对之作出应对措施。

  (汪慕恒)

  我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地位的变化

  一、贸易的快速增长与贸易大国地位的确定

  2004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次于美国与德国),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均居世界第三位。2005年的贸易总额为1.42万亿美元、出口0.76万亿美元、进口0.66万亿美元,均继续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在实施经济改革开放的战略、政策以后,外贸总额一直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快速的增长。在1980—2005年期间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15.6%、出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16.2%、进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15.0%,均大大高于世界的贸易增长速度。其主要动力来自:(1)经济体制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为外贸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我国拥有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潜力);(3)外资投资与贸易的互动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贸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20世纪80年代利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贸易结构从初级产品出口转换为轻工业制品出口。(2)20世纪90年代利用世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贸易结构转换为以电机制品(主要为装配加工制品)出口为主。(3)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正在利用世界高科技产业转移的机遇,促进高科技制品的出口,但高科技制品出口所占的比重并不高,迄至2005年也仅占28%(仍有高估的成分)。

  从2003年起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世界贸易组织于2004年10月25日公布的国际贸易统计报告中称,“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到2003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始终是全球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

  但是,我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却蕴藏着很脆弱的基础:

  (1)2004年的贸易总额虽然已超过1万亿美元,而人均贸易额却只有880美元(世界平均规模为2400美元,美国8427美元,日本7136美元,韩国7920美元)。我国是贸易总额规模的大国,又是人均贸易规模的小国;

  (2)高科技制品出口比重仅占28%(有高估的可能),而发达国家的同类比重一般均高于40%。我国是贸易数量的强国,又是贸易结构的弱国;

  (3)出口产品主要为外资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产品,附加价值低,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层次;

  (4)在我国的出口企业中拥有自主品牌的占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10%,称得上世界名牌的更是寥寥无几;在我国出口企业500强中,34个名牌出口企业的出口额仅占6%,部分企业虽然已经开始出口自主品牌产品,但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缺乏核心技术,品牌的附加价值偏低。我国是商品的大国,又是品牌的小国;

  (5)我国是商品贸易的大国,又是服务贸易的小国。

  因此,我国既是贸易的大国,同时又是贸易的弱国。

  二、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是当务之急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期间,我国外贸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来实现的,其中特别是依靠外资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来实现的。投入生产要素数量大,但增长的效率与质量却不高。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低附加价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出口数量虽然大,但贸易中的大部分收益却被外资投资企业拿走了,留给我国的利润与收益只是小零头。我国这种依靠数量增长的外贸增长方式,已造成我国资源的巨大浪费与低效利用,成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大障碍,也不断招来外来的贸易磨擦。外贸增长方式从数量增长型转为质量、效益增长型,已是我国外贸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需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着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名牌的商品出口,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商品出口,鼓励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和国内短缺资源。

  三、贸易强国的标志

  我国提出要在2020年以前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目标。

  贸易强国至少应具有以下这样一些标志:(1)外贸增长方式从数量增长型转为质量、效益增长型。(2)本国企业掌握、控制出口产品的关键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及国际销售渠道。(3)出口产品结构以高附加价值产品为主。(4)工业制品出口以高科技制品为主。(5)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较高的企业管理水平、较高的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较强的抗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6)出口企业或出口企业公会具有对抗国外反倾销的能力。

  *        *        *        *

  要巩固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我国的外贸必需尽快地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而其关键在于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从数量增长型转变为质量、效益增长型。

  (汪慕恒)

  要重视来自亚太近邻国家在吸引外资投资的竞争

  进入21世纪,世界外国直接资本投资(FDI)额(按受资国的外资投资额计算)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2001—2003年)连续三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2001年下降41%、2002年下降13%、2003年下降12%),从2000年的13880亿美元(峰值)下降到2003年的3596亿美元,缩减了一半以上(缩减了60%)。随着世界经济从2003年下半年起的复苏,2004年的FDI有了微幅的回升(回升2%)。根据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书,世界FDI在2005—2007年将迎来新一轮的增长,但不可能回升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水平。

  就近期来世界FDI的流向趋势看: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世界FDI投资高增长期间(1995—1999年),发达国家的外资受资额增幅(年平均增长33%)高于发展中国家(年平均增长17%),前者为后者的1.9倍。但到了2001—2003年世界FDI投资低迷期间,情况便发生了逆转,发达国家的外资受资额的降幅(年平均下降-26%)高于发展中国家(年平均下降-13%)。这主要是由于:

  在发达国家方面出现有,

  (1)经济普遍衰退;

  (2)相互间的跨国企业购并投资剧减;

  (3)股市价格下跌、股市动荡;

  (4)高科技产业投资萎缩;

  (5)企业利润下降;

  (6)美国企业非信誉丑闻频出;

  (7)消费与投资信心大大减弱等。

  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则有,

  (1)有些发展中地区、国家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形势下仍能保持有较强的稳定经济增长形势,如亚太发展中地区;

  (2)有些发展中地区、国家出现有有利于国家跨国企业购并投资和FDI投资的有利时机;

  (3)国际跨国公司转向更加多元化、更加重视降低成本与扩大市场和向外转移高科技产业投资的投资战略;

  (4)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型外资投资增大;

  (5)一些发展中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区域内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协定不断增多;

  (6)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断扩大开放外资投资的领域和加速经济自由化进程;

  (7)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一步进展,经济持续增长等。

  2004年发达国家的外资投资继续下降(下降了14%),而发展中国家则增长了40%左右。联合国贸发会预测,这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FDI投资形势在2005—2007年期间仍会持续下去。

  而就发展中地区的世界FDI流向趋势看:在2001—2004年期间,亚太发展中地区的外资受资额增速一直高于拉美地区(这两个发展中地区的外资受资额一直占有发展中地区外资投资总额的90%以上,以2004年的比重看,亚太发展中地区占63%、拉美地区占29%)。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预测,这种有利于亚太发展中地区的世界FDI投资形势,在2005—2007年期间也仍将会持续下去。该会的预测报告书还指出在2005—2007年期间亚太发展中地区的主要受资国家将是:中国、印度、泰国与越南。

  在亚太发展中地区中,我国虽然一直保持着首位外资受资国的地位,但2005年1—10月我国的外资实际投资额已转趋下降,比2004年同期下降了2.12%,而近年来一直占居我国外资投资热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在2005年出现了增速集体回落的趋势。2005年期间还出现了我国华南地区的一些外资投资大量向印度、越南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有由于工资、地价等投资成本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一些原因是出自投资环境、投资政策的比较。例如,越南政府在2003—2005年期间便在国际电话收费、用电收费、供水收费、铁路运输收费、国内航运收费等方面采取给予外商以国民待遇的政策,并决定废除所有双重价格制度。再如,泰国为了吸引外资投资其汽车工业,以建立亚洲地区的汽车工业生产据点与输出据点,近年来为汽车工业的外资投资提供了特殊的优惠(如规定外资汽车厂商可以在泰国的任何一个投资区选址投资,均可免除三年公司所得税等)。而印度在进入21世纪以后也不断地加大、加快放宽外资投资限制和不断完善社会基础设施。近年来来自亚太近邻国家在吸引外资投资方面的竞争不容忽视,建议有关机构应加强对这些国家外资投资发展趋势与外资政策演变的研究。

汪慕恒,1927年出生,台湾台南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曾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福建省东南亚学会会长、厦门市政协顾问等职务。长期从事东南亚经济、华人经济、亚太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先后主编和合作撰写学术论著6本,学术论文200多篇。汪慕恒主编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专著,对战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汪慕恒教授说话风格坦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率先呼吁要重视保护台商的合法利益,引起台湾媒体的广泛关注。汪慕恒教授的家族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其祖父汪春源是清末进士,1895年带领台湾举子上书朝廷反对割让台湾。

  汪慕恒教授年届八旬,仍然壮心不已,爱国情怀不减,关注时政大事,积极建言献策。以下是汪慕恒教授近期的9篇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

  之一:扶助贫困阶层是富裕阶层应尽的社会责任

  之二:关于促进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几点看法与建议

  之三:政府应加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职能

  之四:能源安全保障战略应长短结合

  之五:2005年国际油价的暴涨及其走向的原因剖析

  之六:深圳市推行科技兴贸战略的经验值得推广

  之七:世界经济失衡的形势可能加剧,我国经济应注意作出应对

  之八:我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地位的变化

  之九:要重视来自亚太近邻国家在吸引外资投资的竞争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厦门市委员会供稿

  2006年5月

  扶助贫困阶层是富裕阶层应尽的社会责任

  在一个社会整体中,总是既有富裕阶层也有贫困阶层,但贫富差距不能过大,否则便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我国目前的亿万富翁有1000多人,百万富翁有300多万人(其中企业家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另一方面,我国年人均收入处于637元温饱线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900万人,收入高于温饱线但低于882元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口有5617万人,这两类贫困阶层人口合计共有8500万人。我国贫富差距的程度为: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社会的财富与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却占有社会财富与消费的50%。我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指数(吉尼系数)达0.45%,已超过了国际标准的警戒线0.40。根据一些专家推测,如果加上一些隐蔽性的非法收入,我国的吉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0。

  另一方面,我国的收入第三次分配(由富裕阶层提供的扶助、救助贫困阶层的慈善事业活动)却又十分低调。究其主要原因是:(1)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薄弱,没有意识到扶助贫困阶层是他们反馈社会的应尽的社会责任;(2)政府在推动、促进、组织第三次收入分配工作乏力,缺乏促使富裕阶层踊跃参与慈善事业活动的法律规定与机制。

  泰国政府组织大企业集团进行扶助贫困阶层的做法与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泰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便将其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从60年代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重点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70年代泰国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了迅速的扩大,曼谷京都区与东北部与西北部山区的收入差距扩大到6—7倍之巨;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泰国政府开始实施重视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政策、措施。泰国政府要求大企业集团负起扶助贫困地区脱贫的任务,分配泰国正大卜蜂集团负起扶助西北部山区居民的脱贫的任务。正大卜蜂集团原是经营水产养殖、养禽业、贸易、房产等业务的公司,在承担了泰国西北部山区的扶贫任务后,它利用了泰国西北部山区不适宜种稻而适宜种植玉米的地理条件和欧洲养牛需要饲料的市场需求,设立饲料加工厂,提供资金、种籽和技术指导,组织山区农民大量种植玉米,由该公司的饲料工厂加以收购、加工成饲料,并由正大企业集团的贸易公司运往欧洲市场出售。以“龙头企业+农民”的方式扶助山区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而正大卜蜂企业集团本身也由此而发了大财,并发展成为当前在世界饲料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的国际跨国饲料公司。从这一事例中,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有:

  (一)政府必需责成大企业集团负起扶助贫困阶层脱贫的社会责任。目前我国还没有强制大企业承担扶贫任务的法规规定与政府指派的事例,泰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很值得我国借鉴。

  (二)政府还需为已承担起扶贫任务的企业提供鼓励、优惠的政策,如对扶贫有明显成绩的企业给予特别的奖励,在一定期间之内免除公司所得税,减免进口机械设备的进口税、出口产品的出口税等等。

  (三)政府构建平台,为贫困地区招聘合适于扶贫的“龙头企业”。

  (四)政府通过宣传、表彰在扶贫活动中作出特殊成绩的企业,树立扶贫光荣的社会氛围。

  (五)政府对扶贫企业既能在扶贫作出成绩又能取得企业赢利者,认真总结其“双赢”的经验,给予推广。

  (汪慕恒)

  关于促进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几点看法与建议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期间我国外贸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带来的,其中特别是依靠外资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带来的。投入生产要素的数量大,但增长的效率与质量却不高。这种依靠低劳动成本、高能耗、高资源投资的数量增长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导致了利润低微、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它已经不适合我国经济今后可持续、全面发展的需要了。外贸增长方式从数量增长型向效率、效益增长型转变,已是当务之急了。

  一、开发核心技术是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以往我国出口贸易数量迅速增大,但效率、效益却很低,缺少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导致这种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国的计算机产业的利润率只有5%,如果能有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利润率便可提高到40%;我国的数控机床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也只有5%,如果有自己的数控头,利润率便可以提高到20—40%;我国的DVD厂商要将70%的利润支付给外国公司的专利使用费,这使半数左右的DVD厂商的经营难以为继。反过来,从近几年我国在自主创新开发核心技术方面取得成功的实例看,安徽奇瑞汽车公司、北大众志科技公司、上海扩华起重机公司、浙江吉利汽车公司、海信蕊片公司等一些企业,都因为独立自主地开发了核心技术,而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扩大了国际市场出口数量和提高了收益和利润。

  二、企业应成为自主创新开发核心技术的主体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新成果有80%是由国际跨国公司开发的。而我国的情况却是,全国大中型企业中,至今尚有71%的企业还没有设立技术研发机构,66%企业没有开展技术开发活动。而拥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其研发投入也远远不足,平均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使是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0%。根据国际的经验,研发投入占销售额1%以下的企业,是很难长期生存下去的。企业是生产产品、出口产品的经营主体,站在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最直接地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最了解产品的核心技术所在,企业应成为自主创新开发核心技术的主体。政府的科技自主创新,应集中在原始创新、基础创新、集成创新等重大的科学、技术创新方面,但同时应为促进、督促企业的技术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运作环境和政策环境。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应了解国际市场的需要,选择产品的核心技术,确定自主创新的目标。海信公司自主创新开发“中国芯片”核心技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开发产品的核心技术为核心”的创新型企业的宝贵经验,正是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技术开发的方向。

  三、企业家要有自主创新的精神与魄力

  企业要自主创新,道德要求企业的领导人要有自主创新的精神与魄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民族,有大量的技术自主创新的人才。掌握企业命运的企业家必须更新观念、振奋精神,引导企业刻意创新,要有敢于与外国强手一决高下的决心与勇气。深圳华为公司领导人的气魄为我国企业的领导人树立了榜样。华为公司原是代理生产香港公司产品的企业,市场打开后,港方收回了代理权,使华为公司陷入困境。为求生存,华为公司领导人决心搞程控交换机的技术研发,经过了三年的攻关,获得了独特技术的突破,此后华为公司规定每年将其销售额的10%投入技术开发。该公司的2.3万名职工中,研发人员占1.3万名。积极的、大力度的技术自主创新使该公司跃进到世界先进技术的最前列。华为公司的经验表明:具备自主创新的精神和勇气,加上锲而不舍的努力,我国的企业都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四、促使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尽管自主创新地开发产品的核心技术乃是加速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当前的出口贸易有80%以上是依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出口的这种情况,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很快改变的。为此,促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也是我国当前促使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所不容忽视的重要一面。当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是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也主要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研发和营销的两端均处于劣势地位。在外资投资企业仍是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主体的情况下,我国加工贸易中的技术水平较低,我国所能获得的收益与利润并不大。为此建议,(1)我国各级政府应继续改善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变劳动力成本优势为综合服务环境优势和技术支撑优势,以承接外资投资企业高端加工贸易产业和环节的转移;(2)政府应为加工贸易企业的深加工、转型升级、采用国产化材料与元部件提供税收优惠;(3)政府应制订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投资企业设立研发和营销中心;(4)政府要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加工贸易的高端环节需要有大量的技术熟练工人,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由大中型外资投资企业提出需要并提供师资,由我国各级政府提供培训经费,培养加工贸易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工人。

  五、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优化贸易结构的基础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优化贸易结构的基础。但是,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却经常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一些早该破产、倒闭的企业却仍能“苟延残喘”,甚至还能“包装上市”欺骗股民、扭曲扰乱股市价格。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到了痛下决心进行整顿的时候了,否则,要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要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是难以达到的。

  (汪慕恒)

  政府应加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职能

  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提出,“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社会走向富裕”。这一提法在当时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改革开放迄今已近30年了,先富起来的已经富起来了,其中有些是该富的,也有不少却是不该富的,他们是靠非法手段富起来的。当前,社会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地扩大了。

  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吉尼系数”看,我国的吉尼系数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0.30扩大到中期的0.40;2004年已扩大到0.45,根据一些专家的估算,如果再加上一些隐蔽的非法收入,则可能超过0.50。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的吉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却高达50%。根据国际标准,凡吉尼系数超过0.40者,就超过了警戒线,该社会将会出现不稳定的形势。就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看,韩国、新加坡、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施了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之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趋于扩大,但自70年代中期以后,它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便开始趋向缩小。

  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趋于扩大,已成为社会众多不稳定案件的根源,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注,政府应加强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职能。

  一、在收入的初次分配过程中,应重视建立健全的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初次收入分配要根据“资源投入、价值产出”的市场经济规则进行,为此政府必需保证市场竞争是公平、公正、合理的。就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情况看,贪污舞弊、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吞蚀国有财产、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偷税漏税等等,非法行为、违反公平市场竞争原则的行为与现象仍很严重。为此,各级政府部门在初次收入分配过程中,必需首先重视通过立法、监督、严格执法来建立一个健全的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初次收入分配是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此外,也应扭转过去在初次收入分配过程中的“重资轻劳”的偏向,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限额,保证工人的合法收入与合法权益。

  二、在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中,应贯彻“劫富济贫”的原则

  我国在通过“税收杠杆”进行收入再分配调节方面,以往长期存在一个偏差,即工薪阶层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负担者,而高收入阶层却没有对个人所得税提供应有的贡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额为1700亿元,其中65%来自中低收入阶层,而富裕阶层仅在个人所得税额中提供较小的份额。据一些专家测算,2006年1月1日起施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1600元(原为800元),减轻了工薪阶层的个税负担,但也只是微幅的调整,工薪阶层仍然负担超过50%的个税总额。

  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的重要税种,按“罗宾汉原则(Robinhood Rule)”(即“劫富济贫”的原则)征课,担负着调节社会财富分配、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任务,按累进税率征课,收入越高则纳税越多,以达到“劫富济贫”的目的。例如美国,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约占全国个税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的来源。

  我国目前的所得税调节还没有施行收入累进税率,对缩小贫富差距尚末能起到“劫富济贫”的目的,应该说我国政府在这方面还没有尽到政府部门应尽的职能。另外,我国的税收体制对富裕阶层的遗产税、赠送税、利息税等方面,也还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面对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形势,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再继续延续下去了。

  三、在收入第三次分配过程中,应让富裕阶层尽到应有的社会责任

  慈善事业被称为是社会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主要是由富裕阶层提供资金,而在我国则主要是由全社会(其中主要是工薪阶层)承担,无论是希望工程、水灾与地震等天灾的救济,还是为红十字会的捐款,绝大部分均来自工薪阶层。比较美国与我国的慈善事业,美国目前有120万家的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可以支配的资金达6700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我国现有(2004年)的慈善组织只有100多家,获得捐助的资金仅50亿元人民币(约合6亿美元),仅相当于我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5%。

  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有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政策手段,促使或迫使富裕阶层将资金投入慈善事业。例如,对富人的个人所得或遗产就法定征课超额累进税。以美国的遗产税为例,即使家财万贯的家庭,经过超额遗产税的几代征课,到了第四代便所剩为“零”了。美国的遗产税规定,凡超过300万美元的遗产,适用最高的遗产税率55%。对高额的个人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率在90%以上,征课个人所得税后,所余便不会太多了。为此,许多富豪与企业家宁愿将超额所得捐献给慈善事业留下美名,以免被征高税。全球首富比尔·盖茨(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的个人资产达480亿美元,他将自己的30亿美元微软公司年度股东分红悉数捐给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在2000年到2004年期间,比尔·盖茨及其夫人为慈善事业和非营利性福利事业捐赠了100.85亿美元。

  我国政府在改革收入第三次分配方面仍有许多工作得做,必需依法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使或迫使富裕阶层将资金投入慈善事业,从而尽到富裕阶层应尽的社会责任。

  (汪慕恒)

  能源安全保障战略应长短结合

  一、我国的能源供需状况日益严峻

  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煤炭与石油为主体,2004年的结构比重为:煤66.7%、石油22.7%、水7.0%、天然气2.6%、其他1%。我国石油产量增长自90年代以来一直赶不上消费量增长,1993年已从石油净出口国转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自给率从1993年的100%下降到2003年的60%,进口比率越来越高。根据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何贤杰教授的研究,我国石油安全度已进入不安全范围。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储量和产量增长大大低于消费量增长,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是近年来我国石油安全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煤的蕴藏量虽大,但以煤作为能源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运输成本也很高。煤的生产情况也不乐观,我国煤矿约有24000家,到了2005年8月底为止,已有7000多家停产,由于安全措施不到位,煤矿事故频发,2005年1—6月煤矿死亡的矿工已多达2600人。

  二、国际油价的飚升及其走向

  自2004年下半年起,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不断飚升。2004年6月1日的油价从年初的一桶32.5美元上涨到42.3美元;10月22日和27日两次突破55美元;2005年7月26日突破了60美元,8月30日突破了70美元。

  石油是一种商品,因此,决定国际市场油价基本走势的决定性因素只能是世界石油的供需关系。2004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转向复苏,全球石油需求量也转趋回增。2004年第三季度以后,需求量从第二季度的日均7845万桶增大到第三季度的8110万桶和第四季度的8260万桶,2005年的年平均需求量(日)又增至8366万桶。而且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又使全球的石油预期需求量趋向大幅度增大,加强了世界各国对石油供需平衡的担心与不安,也为投机商提供了炒作油价的机会。另一方面,从当前全球的石油供应情况看,虽然当前的全球石油供应量勉强可以满足需求,还略有剩余生产能力,但进一步增大石油产量与供应量的能力却就已经十分有限了。这种“石油预期需求的巨幅增长与石油供应能力的增大空间有限”的全球石油供需关系基本趋势,正是2004年下半年以来直到2005年底期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持续飚升的根本原因。而中东地区的局势动荡、沙特阿拉伯国内多次发生的恐怖袭击、尼日利亚和挪威的石油工人罢工、委内瑞拉的政局动荡等地缘政治动荡,以及投机商的油价炒作,则只是当前油价飚升的次要原因。

  今后的国际油价走向。今后国际市场油价仍将会停留在高价位上,这是由2004年下半年起出现的“石油预期需求巨额增长与石油供应能力增大空间有限”的国际石油供需基本趋势所决定的。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量将达到13850万桶。

  三、实现能耗降低20%指标的难度极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到“十一·五”末期(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然而,要在短短的五年内实现这样高要求的指标,难度是极高的。

  (1)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延续的是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无论是企业的管理与生产行为乃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行为与体制,都形成了粗放管理的惯性,现在要转向集约型经济管理,落差是很大的。

  (2)我国正在进入重工业化时期,重工业是能耗很大的产业。

  (3)地方政府官员长期以来习惯于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要政绩”,很难刹住“粗放型”经济的“关口”,从而会继续出现一批“落后的生产能力”。

  (4)我国在节能降耗方面的资金投入很少。

  (5)我国迄今尚未制订、出台促进节能降耗的系统性政策。

  日本是当前世界上在节能降耗方面做得最有成效的国家,但它在这一方面已经整整付出了近三十年的努力。日本的全民节能已经成为全体国民的一种自觉行为,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能源消费。

  四、长短结合,保障能源安全

  节能降耗乃是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战略的核心,这需要有巨额的资金投入来开发与提高节能降耗的技术能力。我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董事长华祖贵介绍说:我国焦炭生产企业把原料煤炼焦之后,其余的煤气、焦油、矸石等副产品便全部当作废料丢弃,如果要把这些副产品充分加工利用,那么一家原投资10亿元的焦化企业就得要增加60多亿元的技术设备投资。为此,在开发“节能降耗”技术、推行“节能降耗”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实施一些投入较少、收效较快、可以起到一定缓解能源供需紧张关系的措施。例如:

  (1)动员全民投入“节能”运动。启发全民认识到节能的重大意义,动员全民(所有居民、所有企业、所有机关单位)投入“节能”运动之中,并运用税收、价格杠杆来激励全民节能。

  (2)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能源的回采率。陕西省煤炭工业局副局长白宏指出,按国家《煤炭工业技术规范》要求,煤炭矿井回采率最低不应低于75%,但实际的平均回采率却达不到30%,使原可开采上百年的煤炭实际仅三、四十年便废弃了。这种浪费现象实际上只要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便可制止,但是政府一直缺乏有效措施、有效手段来促使煤炭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

  (3)发展多元化能源。当前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依靠于煤(占67%)、和石油(占23%),而核能、太阳能、风力、水力、地热、沼气、生物能等能源的利用开发程度都极低。建筑可以大量使用太阳能,农村可以广泛开展沼气发电和取暖,汽车可以推广使用燃料电池等等,投入较小,收效较快。

  (4)积极开发油上原油。据估测,我国近海蕴藏原油275亿吨、天然气10600亿立方米,而已开发的海上原油却只占9.2%。

  (6)发展海外石油资源开发。根据“同时利用国内资源与海外资源”的方针,我国参与国外石油上游领域的勘探与开发已日渐活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到2000年底为止,已在中东、北非、俄罗斯、中亚、西亚、南美等地区投入了156亿元人民币的资本投资,并在2000年、2001年分别在海外生产了1350万吨和1623万吨原油,取得了分成原油505万吨和831万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从俄罗斯国营石油公司取得萨哈林矿区部分区段的25%收益权。最近,这两个公司联合在厄瓜多尔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的油田收益权,这是我国继在哈萨克收购石油收益权之后的又一笔大型投资。应该承认,我国开发海外石油资源的力度与速度还是比较滞后的,过去已经错失了许多机会,现在又面临日趋激烈的争夺,我们必需加速进度与加大力度。

  (7)促进原油进口渠道的多元化。目前我国原油进口的地区结构是,中东地区占有50%以上,非洲地区占20%、亚太地区占15%、欧美与独联体占7%。进口集中于中东地区,风险较大,应开拓原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从俄罗斯、中亚、西亚、印尼、越南、南美、非洲等地区,开辟更广阔的进口来源渠道。此外,目前我国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主要依靠油轮运输,通过马六甲海峡,风险也较大,同样应该开辟更多的进口输送渠道。

  (汪慕恒)

  2005年国际油价的暴涨及其走向的原因剖析

  国际市场油价走势:2003年的回升、2004年下半年起的大幅上涨和2005年的暴涨

  2001年起世界经济出现了衰退趋势,2001年至2003年上半年期间,国际市场油价总体上处于稳中有降的趋势中。2003年下半年起的美国经济复苏,在其影响下世界经济走向回升,2003年的油价也有回升,年平均一桶的石油价格从2002年的25美元回升到31美元,回升了24%。

  2004年,国际市场油价进一步上涨,下半年起出现大幅度上涨趋势。6月1日上涨到42.3美元,比年初的32.5美元上涨了30%;10月22日和27日两次突破55美元,比6月1日的价格又上涨了30%,有了大幅度的上涨;11月到12月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价位上。

  2005年上半年,国际市场油价出现了暴涨的趋势:6月30日上涨到56.5美元,比年初的42美元上涨了34.5%;7月6日突破了60美元,达61.3美元;8月10日上涨到65美元,比年初上涨了54.8%;8月30日上涨到70.85美元,比年初上涨了68.7%,为2005年的最高价位。2005年9月至12月,由于台风对墨西哥湾炼油厂的破坏,美国冬天气温偏暖,国际能源组织要求其成员国释放原油战略储备等因素,石油价格有涨有跌,总体上趋向下降,但仍在高位上震荡,12月2日仍保持在59.32美元的高价位上,比年初上涨了41.2%。

  原因的剖析

  当前国际市场油价的不断飚升,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成为了抑制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权威的世界经济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发会等)和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都已把国际市场油价走势作为预测今后中长期世界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变数。要把握今后的油价走向,先得了解当前油价飚升的原因,其主要原因有:

  (一)石油预期需求巨额增长与石油供应能力增大空间有限是导致当前国际油价飚升的根本原因

  石油是一种商品,因此决定国际市场油价基本走势的决定因素,只能是世界石油的供需关系。从2004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转向复苏,全球石油需求量也转趋回增,2004年第三季度后需求量从第二季度的日均7845万桶增大到第三季度的8110万桶,而且经济复苏的前景又使全球的石油预期需求量趋向大幅度增大,加强了世界各国对石油供需平衡的担心与不安,也为投机商提供了炒作油价的机会。另一方面,从当前全球的石油供应状况看,虽然当前的全球石油供应量勉强可以满足需求,并略有剩余生产能力,但进一步增大石油产量的能力却就已经十分有限了。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公布的数字,2005年全球原油日需求量为8366万桶,而世界的日均产量则为8040万桶,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可能增产能力日产200万桶(主要集中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其他非石油输出国组织产油国的增产能力已很有限。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量将达13850万桶。这种“石油预期需求的巨幅增长与石油供应能力增大空间有限”的全球石油供需关系基本走势,是导致当前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持续暴涨的根本原因。

  (二)地缘政治动荡的影响

  石油是一种商品,它的价格基本走向虽然主要取决于供需关系的变动,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1)它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是各国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增长所不可短缺的“粮食”;(2)它的主要产区是中东地区,此外的产油区也均比较集中,如俄罗斯、中亚与北非的几个产油国、北美的阿拉斯加、欧洲的北海、南美的委内瑞拉、东南亚的印尼等。因此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是中东地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稍微出现有政治动荡的形势,便会对国际市场油价发生一定的乃至重大的影响。

  2004年,美英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伊拉克的动荡局势、恐怖活动的频发、石油管道线和港口设施屡遭破坏,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的恐怖袭击,尼日利亚和挪威的石油工人罢工,委内瑞拉的政局动荡,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事件等地缘政治事件,都对当年国际市场油价的飚升起到了一定的或重大的影响。

  2005年,海湾地区的恐怖活动、伊拉克北部石油设施遭破坏、美国与委内瑞拉关系出现紧张局势、美国与伊朗的核问题争端、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的逝世和对西方人员恐怖袭击的传闻,8月底“卡特里娜”飓风对墨西哥炼油厂的破坏等,均对2005年国际油价的飚升起到了影响与作用。即使只是居世界第八位的石油出口国尼日利亚因受到恐怖袭击的威胁,也对国际市场油价的上涨发生了影响。当年6月,美国关闭了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为石油炒作商提供了拱抬油价的机会,使6月20日的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上涨到一桶59.37美元。进入8月份,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先是国王的逝世、后又有恐怖袭击的传闻,8月8日国际市场油价从5日的一桶62.31美元上涨到63.94美元,上涨了1.63美元。

  (三)投机商的炒作

  由于石油对世界经济的高度重要性和当前国际市场石油供需关系平衡的极度脆弱性,使油价对石油供需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动的高度敏感,2005年6月20日和8月8日国际市场油价的巨大上涨,均是由于地缘政治动荡为投机商提供了炒作油价的机会,投机商大量买进石油期货所造成的。

  展望

  当前国际舆论对今后国际市场油价的走向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2004年下半年起到2005年期间,油价的飚升的主要原因是地缘政治的动荡和投机炒作,随着石油供需关系的逐步走向平衡,地缘政治动荡形势逐步平息,加上国际利率的上调,油价投机炒作也将会逐步降温,石油价格将会逐步下降,降到比较合理的价位上。另一种观点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全球将面临“一次长期的油价震荡”,未来20年必须面对持续上涨的高额油价。该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克拉姆·瑞占预测,2010年后,新兴市场国家石油需求量将会飚升,而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外的新增石油供应有限,“我们应做好与高油价打交道的准备,······油价将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风险”。

  作者认为:今后国际市场油价仍将会停留在高价位上,这是由于从2004年下半年起出现的“石油预期需求巨额增长与石油供应能力增大空间有限”的这一国际石油供需基本态势,仍将是决定今后国际油价走向的根本因素;地缘政治动荡的频率在短期内不可能减少,而国际利率的上升根本抵挡不了油价投机暴利的诱惑。只有等到全世界的节能动力、替代能源得到充分发掘与利用之日起,国际油价的上涨压力才会可能得到缓解,而这只能是2015—2020年以后的后话了。

  (汪慕恒)

  深圳市推行科技兴贸战略的经验值得推广

  2001年至2005年期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年平均增长43.8%,2005年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471亿美元,占该市外贸出口总额的46.4%,比2000年提高了15.9个百分点,优化了出口商结构、加快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深圳市在“十五”期间之所以取得如此可喜的成绩,乃是由于深圳市领导大力推行、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结果。值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之际,深圳市在“十五”期间的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值得重视与推广。

  一、领导的重视

  深圳市领导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国家促进科技兴贸的战略与各项政策:

  (1)设立专门领导机构,负责推行科技兴贸的战略与政策。1999年设立了科技兴贸工作领导小组,2003年设立了科技兴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推动自主创新、实施品牌战略等科技兴贸工作。

  (2)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科技兴贸的扶持重点,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3)积极推动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和医药出口基地的建设。

  (4)举办高科技交流会,促进科技成果在深圳实现产业化。

  (5)投入巨额资金,成立各种促进科技兴贸的基金,为促进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供支持与服务。

  二、政府的支持与服务职能

  深圳市政府没有替代企业去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与出口,而是为促进企业开发与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供政策引导与鼓励,为其创造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与服务环境。

  产业升级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基础。深圳市政府编制了“十五”时期和2001—2015年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远景计划和规划,先后出台了数十个旨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加快了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建设步伐。目前经深圳市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超过1100家,2005年它们的产值达4900亿元;同时也加快了对机械制造、包装印刷、纺织服装、钟表、黄金珠宝、家具等六大优势传统产业的扶持力度,促进其升级。

  开发品牌产品出口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战略的重要环节。深圳市政府成立了以市领导为组长,由11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发展品牌战略联席会议,出台了扶持自主品牌的政策,对名牌产品和品牌产品的生产企业实施政策优惠倾斜。截至2005年9月底为止,深圳已经拥有自主品牌近5万件,拥有中国名牌产品44个,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2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名牌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58%。

  深圳市政府先后投入巨资,设立了深圳市高新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外贸发展基金,对省级与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提供资金资助的建设基金,高新技术产品与企业的技术服务平台等。

  深圳市政府定期举办高新技术交流会,构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进行交流的平台,促进科技发明成果在深圳实现产业化。

  三、企业成为技术自主创新的主体

  在深圳市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下,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地进行技术自主创新,目前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的发明专利出自企业。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技术自主创新的主体。在深圳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目的、以企业为主体、以人才为核心的技术自主创新体系了。

  四、外资投资政策的转变

  深圳市政府已经将招商引资作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有效手段,以抓高质量的大项目为主线开展工作,重点引进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投资和低污染、低能耗的项目。2005年,深圳市新批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投资项目有155个,其中通讯设备、计算机等高新技术领导引进的外资总量居各行业之首。

  (汪慕恒)

  世界经济失衡的形势可能加剧,我国经济应注意作出应对

  2005年秋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20个国家的财政部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均曾提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风险正在蔓延,可能会威胁到世界经济的稳定。

  一、世界经济失衡的涵义与内容

  “世界经济失衡”这一在2005年秋被提出来的新概念,主要是指美国持有巨额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与债务额,而日本、中国及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则对美国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一不平衡。世界经济失衡虽然表现在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与顺差的失衡,但主要是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失衡。

  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点是:世界经济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与美国经济的日益失衡。美国的经济规模为中国的8倍、日本的2.5倍;美国经济如果增长4%,便可以提供相当于世界经济增长的40%的需求;美国经济可以说已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同时美国经济却处于国际经常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和资产市场泡沫经济面临破灭危机的形势。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便不断地趋向扩大,从1996年的462亿美元顺差转为2003年的逆差3423亿美元,其中美国的逆差额则从1202亿美元扩大到5307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常收支差额则从1996年的875亿美元逆差转为2003年的2925亿美元顺差,其中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从408亿美元逆差转为1483亿美元的顺差。

  二、世界经济失衡的成因

  造成世界经济失衡趋于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投资长期以来不断地高于储蓄,而另一方面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与石油输出国家的储蓄却不断地高于投资。前者由于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与投资的需要,便大量借入外国资金,国内利率不断提高;而后者则由于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剩余的资金便用于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长期证券而流入发达国家。目前的情况已是穷国的资金在补贴发达国家,穷国在养活富国,发达国家的资金缺口由穷国提供资金来填补。近十年来,一边是美国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与债务额的不断扩大,另一边则是亚洲地区新兴市场国家与石油输出国家的国际经常收支顺差额与债权额的不断增大。

  三、我国经济已面临诸多挑战

  世界经济失衡对我国经济已经产生或将产生不少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面临诸多的挑战。

  (1)我国的国内储蓄不断地大于投资(一是由于消费需求相对疲软,二是由于国内资本投资渠道不很通畅、体制不健全),而大量的外资投资绝大部分是面向出口型的,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已经使贸易冲突与磨擦频发。

  (2)大量的贸易收支顺差带来了外汇储备的巨额增大,外汇储备额的增大意味着货币量的增大,使我国的物价面临了来自两方面的威胁:外汇储备额的巨额增大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和由于内需疲软带来的通货紧缩。

  (3)美国的高利率与我国低利率的大幅度利差,诱使我国的资金大量流入美国。

  (4)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升值的压力不断持续而且不断加强。

  (5)扩大内需更显迫切,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消费,但国内消费需求并未见有明显的增大,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仍在趋于下降,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压力下,扩大内需在平衡我国经济失衡方面的重要性更为突显。

  四、世界经济失衡形势的走向

  有关美国经济失衡的形势是否可能趋向缓和的预测,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均有,但我们应该看到其走向恶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应该看到,近十年来美国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的不断趋于扩大,主要是由于美国家庭消费的急剧扩大所导致的。这种巨额逆差的大部分是由进口的不断增大所造成的,这些进口的80%都是耐久性或非耐久性的消费品,因为美国已经不拥有生产这些消费品的产业基础。为此,美国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大部分是属于结构性的,美元贬值对抑制美国进口的效果不会太大。加上,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10%左右下降到当前的接近于零的极低水平。美国当前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主要是由来自国外的投资加以填补,这已不断地恶化了美国作为债务国的地位,不断地加重了美国的债务负担,这些都不断地削弱了美元的国际信誉。一旦出现外资投资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便会引发美国利率的大幅度上升和资产市场泡沫经济的破灭。这种恶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不容忽视的程度。

  我国政府对世界经济失衡形势可能趋向恶化,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深入研究它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对之作出应对措施。

  (汪慕恒)

  我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地位的变化

  一、贸易的快速增长与贸易大国地位的确定

  2004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次于美国与德国),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均居世界第三位。2005年的贸易总额为1.42万亿美元、出口0.76万亿美元、进口0.66万亿美元,均继续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在实施经济改革开放的战略、政策以后,外贸总额一直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快速的增长。在1980—2005年期间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15.6%、出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16.2%、进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15.0%,均大大高于世界的贸易增长速度。其主要动力来自:(1)经济体制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为外贸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我国拥有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潜力);(3)外资投资与贸易的互动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贸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20世纪80年代利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贸易结构从初级产品出口转换为轻工业制品出口。(2)20世纪90年代利用世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贸易结构转换为以电机制品(主要为装配加工制品)出口为主。(3)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正在利用世界高科技产业转移的机遇,促进高科技制品的出口,但高科技制品出口所占的比重并不高,迄至2005年也仅占28%(仍有高估的成分)。

  从2003年起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世界贸易组织于2004年10月25日公布的国际贸易统计报告中称,“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到2003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始终是全球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

  但是,我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却蕴藏着很脆弱的基础:

  (1)2004年的贸易总额虽然已超过1万亿美元,而人均贸易额却只有880美元(世界平均规模为2400美元,美国8427美元,日本7136美元,韩国7920美元)。我国是贸易总额规模的大国,又是人均贸易规模的小国;

  (2)高科技制品出口比重仅占28%(有高估的可能),而发达国家的同类比重一般均高于40%。我国是贸易数量的强国,又是贸易结构的弱国;

  (3)出口产品主要为外资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产品,附加价值低,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层次;

  (4)在我国的出口企业中拥有自主品牌的占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10%,称得上世界名牌的更是寥寥无几;在我国出口企业500强中,34个名牌出口企业的出口额仅占6%,部分企业虽然已经开始出口自主品牌产品,但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缺乏核心技术,品牌的附加价值偏低。我国是商品的大国,又是品牌的小国;

  (5)我国是商品贸易的大国,又是服务贸易的小国。

  因此,我国既是贸易的大国,同时又是贸易的弱国。

  二、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是当务之急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期间,我国外贸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来实现的,其中特别是依靠外资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来实现的。投入生产要素数量大,但增长的效率与质量却不高。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低附加价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出口数量虽然大,但贸易中的大部分收益却被外资投资企业拿走了,留给我国的利润与收益只是小零头。我国这种依靠数量增长的外贸增长方式,已造成我国资源的巨大浪费与低效利用,成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大障碍,也不断招来外来的贸易磨擦。外贸增长方式从数量增长型转为质量、效益增长型,已是我国外贸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需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着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名牌的商品出口,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商品出口,鼓励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和国内短缺资源。

  三、贸易强国的标志

  我国提出要在2020年以前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目标。

  贸易强国至少应具有以下这样一些标志:(1)外贸增长方式从数量增长型转为质量、效益增长型。(2)本国企业掌握、控制出口产品的关键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及国际销售渠道。(3)出口产品结构以高附加价值产品为主。(4)工业制品出口以高科技制品为主。(5)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较高的企业管理水平、较高的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较强的抗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6)出口企业或出口企业公会具有对抗国外反倾销的能力。

  *        *        *        *

  要巩固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我国的外贸必需尽快地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而其关键在于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从数量增长型转变为质量、效益增长型。

  (汪慕恒)

  要重视来自亚太近邻国家在吸引外资投资的竞争

  进入21世纪,世界外国直接资本投资(FDI)额(按受资国的外资投资额计算)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2001—2003年)连续三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2001年下降41%、2002年下降13%、2003年下降12%),从2000年的13880亿美元(峰值)下降到2003年的3596亿美元,缩减了一半以上(缩减了60%)。随着世界经济从2003年下半年起的复苏,2004年的FDI有了微幅的回升(回升2%)。根据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书,世界FDI在2005—2007年将迎来新一轮的增长,但不可能回升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水平。

  就近期来世界FDI的流向趋势看: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世界FDI投资高增长期间(1995—1999年),发达国家的外资受资额增幅(年平均增长33%)高于发展中国家(年平均增长17%),前者为后者的1.9倍。但到了2001—2003年世界FDI投资低迷期间,情况便发生了逆转,发达国家的外资受资额的降幅(年平均下降-26%)高于发展中国家(年平均下降-13%)。这主要是由于:

  在发达国家方面出现有,

  (1)经济普遍衰退;

  (2)相互间的跨国企业购并投资剧减;

  (3)股市价格下跌、股市动荡;

  (4)高科技产业投资萎缩;

  (5)企业利润下降;

  (6)美国企业非信誉丑闻频出;

  (7)消费与投资信心大大减弱等。

  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则有,

  (1)有些发展中地区、国家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形势下仍能保持有较强的稳定经济增长形势,如亚太发展中地区;

  (2)有些发展中地区、国家出现有有利于国家跨国企业购并投资和FDI投资的有利时机;

  (3)国际跨国公司转向更加多元化、更加重视降低成本与扩大市场和向外转移高科技产业投资的投资战略;

  (4)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型外资投资增大;

  (5)一些发展中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区域内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协定不断增多;

  (6)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断扩大开放外资投资的领域和加速经济自由化进程;

  (7)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一步进展,经济持续增长等。

  2004年发达国家的外资投资继续下降(下降了14%),而发展中国家则增长了40%左右。联合国贸发会预测,这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FDI投资形势在2005—2007年期间仍会持续下去。

  而就发展中地区的世界FDI流向趋势看:在2001—2004年期间,亚太发展中地区的外资受资额增速一直高于拉美地区(这两个发展中地区的外资受资额一直占有发展中地区外资投资总额的90%以上,以2004年的比重看,亚太发展中地区占63%、拉美地区占29%)。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预测,这种有利于亚太发展中地区的世界FDI投资形势,在2005—2007年期间也仍将会持续下去。该会的预测报告书还指出在2005—2007年期间亚太发展中地区的主要受资国家将是:中国、印度、泰国与越南。

  在亚太发展中地区中,我国虽然一直保持着首位外资受资国的地位,但2005年1—10月我国的外资实际投资额已转趋下降,比2004年同期下降了2.12%,而近年来一直占居我国外资投资热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在2005年出现了增速集体回落的趋势。2005年期间还出现了我国华南地区的一些外资投资大量向印度、越南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有由于工资、地价等投资成本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一些原因是出自投资环境、投资政策的比较。例如,越南政府在2003—2005年期间便在国际电话收费、用电收费、供水收费、铁路运输收费、国内航运收费等方面采取给予外商以国民待遇的政策,并决定废除所有双重价格制度。再如,泰国为了吸引外资投资其汽车工业,以建立亚洲地区的汽车工业生产据点与输出据点,近年来为汽车工业的外资投资提供了特殊的优惠(如规定外资汽车厂商可以在泰国的任何一个投资区选址投资,均可免除三年公司所得税等)。而印度在进入21世纪以后也不断地加大、加快放宽外资投资限制和不断完善社会基础设施。近年来来自亚太近邻国家在吸引外资投资方面的竞争不容忽视,建议有关机构应加强对这些国家外资投资发展趋势与外资政策演变的研究。

(汪慕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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