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支撑的快乐知青
1974年，丁炯醇高中毕业，学业无法继续，就到公社维修队做临时工，拉板车、修下水道、扛石头这些活都干过。再后来，到“厦门第一百货”站柜台。当时正值文革后期，按政策要求，一家兄弟姐妹只能有一个留在城里。于是，丁炯淳主动选择了下乡这条路。
当时，丁炯淳父亲所在的单位给每位即将下乡的知青送了塑料封皮笔记本作为纪念。丁炯淳在那小本子的扉页上写下了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当时的他正是意气风发，怀着满腔的热情和一颗准备接受“锻炼”的心。丁炯淳插队到灌口公社田中生产队。他当时带了两件相当重要的“励志行李”。一件是一本小册子，上面抄满了鞭策鼓舞人积极上进的名人名言。这可以说是丁炯淳下乡前为自己特制的“心灵鸡汤”，以备日后“打气”之用。另一件是一箱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郭沫若的《女神》、《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等。
插队的生活很艰苦。从未干过农活的知情青年跟农民一起赚工分，和农民一样打了赤脚挑担子，有时候累得腰也直不起来。但当时的丁炯淳并未把这些看成一种“苦难经历”，而是很单纯地认为自己是在“向贫下中农学习”，是在“广阔天地接受锻炼”，只想着要努力把自己“锻炼”好。也因了这个缘故，他和当地农民的关系很好。农民兄弟们会经常到他住处敲敲门说：“家里做了好吃的，一块去吃点吧。”而遇上喜庆或年节，丁炯淳就贡献一点“知识的力量”，帮忙写些应景的对联。这些温暖的往事丁炯淳现在还记在心中，他说：“农民都很质朴热情，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
丁炯淳当时之所以能做个“快乐知青”还因为他有梦想的支撑。他带的那一箱书更让他的梦想有了寄托，他读郭沫若的著作，便很想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文史批评家、诗人、考古学家到在他为自己描绘的蓝图内。在他的励志小本子上记录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我们往往不能择取我们觉得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中的诸关系是早已在我们能够决定它们之前就多少固定了的。”丁炯淳对这番话有自己的积极诠释：人要勇敢地面对命运中一些既定的部分，但不能否定命运中存在机动的余地，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找出固定因素之外的那一点机动的余地。
学习考古的幸福日子
为寻找命运“固定因素之外的那一点机动的余地”，1978年夏，丁炯淳参加了文革后那一次规模空前高考。那年天气很热，知青住的是石头屋子，经过一整天的炙烤，屋里高温令人无法入睡。丁炯淳就那了蚊帐，爬上屋顶去睡觉，第二天一早从屋顶上爬下来，跑到灌口中学的考场参加高考。
丁炯淳当年那张志愿填报表非常有意思，因为，上面填满了中国各所大学的考古专业。当时的他特别钟情于考古，一方面是受郭沫若著作的影响，另外还因为他特别喜欢那种“从地下亲手掘出‘历史断片’”的感觉。不过，因为那年高考竞争非常激烈，丁炯淳后来是以增招名额被录取的，所以，他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来得比别人晚。而那段等待的日子非常难熬。当时的丁炯淳就那出自己的励志小本子，默默地念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1978年12月22日，丁炯淳终于拿到厦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终于抓住了梦想的翅膀，于是兴奋地在日记里写下“寒窗今日见哓明，厦门大学请！”
进入大学后，当得知教学安排时，丁炯淳更是对自己所选的专业越来越满意。因为，考古专业的学生能获得许多其它专业所没有的“待遇”——四年当中，有一次现场教学实习、一次田野实习，还有若干次外出调查参观学习。所谓“现场教学”，就是到省外（以中原为中心）的博物馆、文化遗址或考古工地现场参观学习。丁炯淳说，那时候一想到其它专业的同学正在教室里上课而自己却能够实践着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读书人理想就特别兴奋。一路实习下来，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他记得，有一次在湘西进行田野实习，自己亲手发掘到一个战国时代的玉石烛台，第一次感受到“一段历史在自己手中重现”的惊喜。那天下着雨，他穿了雨衣照了张志得意满的工作照。还有一次，他和同班同学在河南郑州一处商代文化遗址“围捕”到一只野兔，喜滋滋地送给当地老乡做“盘中餐”……
丁炯淳觉得自己那一代的大学生很幸运。他说：“我们那时的老师，刚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长期压抑的教学热情被激发出来，老中青三代的老师，对学生都很爱护，可谓是无微不至，不遗余力。”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1年，在叶文程老师的指导下，读大三的他和一位叫国耀的同学利用暑假到几个窑址做调查，之后将成果整理后写成论文。没想到，这篇论文竟被收入1981年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正式出版。当时有同学笑言“你们是学生时代出成果”，丁炯淳听了心里特高兴。
在工作中经常被感动
在厦大读了四年的考古专业后，丁炯淳又留校任教近13年，在“象牙塔”中待了17年的他，渐渐产生一种想走出去的冲动。1994年12月，丁炯淳被调入了华侨博物馆工作。他先后任过保管部副主任、主任、副院长、1997年7月起任院长。
丁炯淳说，他热爱自己现在的工作，因为，工作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感动的事。
几年前，在新加坡天福宫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工程时，一位新加坡华侨焦急地打来电话，让华侨博物馆在一周内派人赶去新加坡“急救”一批珍贵的文物。天福宫是福建会馆前身，在福建会馆成立（约1913年）前，它是福建人聚居新加坡的会馆和精神根据地，同时也记录了新马华人过番南来的历史资料。得到这个消息后，丁炯淳也很着急，因为等出国手续办下来的话根本就来不及，所以，他只能求助于陈嘉庚的孙子陈立人先生。不巧的是陈立人先生当时也正在香港开会，但是他很热心地托了熟人去办这件事。为了不遗漏任何珍贵文物，受托人把整整两辆卡车的天福宫旧物都运了回来，就搁在陈立人家的客厅中。当陈立人从香港回来时，发现自家客厅已俨然成了库房，自己只能拖着行李箱侧身通过。只好的那几天，他的家中一直弥漫着一股寺庙里的香火味。
2003年，华侨博物院进行的大规模维修后新馆布置需要补充大量藏品。丁炯淳得知新加坡民间收藏家陈来华在20多年间收集了众多的华人史文物、实物，就与其联系。想不到陈来华很快决定把自己的收藏全部无偿捐献出来。要知道，为了这些收藏，陈来华卖了自己的小汽车，为省钱，他每次出门收购文物都挤公车回家。他的藏品很丰富，华侨过番行李箱、离乡检疫证、船票、侨民证等无所不包，甚至连总领馆大型铜牌、猪仔钱、明信片等也没下落。
几年前，华侨博物院收到来自菲律宾的一封信，写信的是一位多年卧病在床的老阿婆。这位老阿婆说，要将当年父母给自己的嫁妆——几十个工人花几个月做好的“古董眠床”捐给华侨博物院。
凡此种种，都令丁炯淳十分感动。他说，华侨对先辈的历史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十分珍视这段历史，因为“历史的背后，是他们跟祖国的联系”。他们对华人史文物不遗余力地保护正是出于这种浓浓的爱国怀乡情结。也正是这种情结打动了他，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华侨博物院办好，给漂泊海外的华侨一个精神家园。
